周恩来伯公传,周恩来伯公传记

2019-10-05 作者:现代文学   |   浏览(163)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三码中特,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经在他的诗篇中写道: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已经付出一生的大半年华。现在,政权在手了。他在党和政府特别是政府工作中,又将经历多少艰难曲折,在祖国土地上滴下多少心血!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他在政协会上报告共同纲领的特点时,作了说明:“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
  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成立。会上,他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说明了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采取科学分工的机构,希望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一起来做好工作。
  周恩来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精干、廉洁、高效率和生气勃勃,齐心一致地进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两项大的任务是: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周恩来开始了他繁忙紧张的总理生涯。“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全国刚解放,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他“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
  周恩来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同时,他仍旧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开始时还兼任着军委总参谋长。
  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大陆上和沿海岛屿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军队100多万,有待肃清。国内存在着几百万武装的政治土匪。救灾任务很重,1949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有4000万。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到1949年底,共没收2858个官僚资本企业,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生产因战争而下降,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钢生产量为15.8万吨,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90多万吨下降83%。同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50%左右,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交通运输需要恢复,全国2万多公里铁路,1949年要恢复80%,1950年要恢复余下的20%,而且还要有发展。军队有470万人,军费支出的压力很大。失业人员4000万。国民党部队、政府留下的人员有几百万,要养起来;全国公教人员共有900万人,需要生活。社会秩序需要稳定。土地改革要花很大的力气来继续完成。财政经济混乱,物价不断上涨,……真是问题成堆,问题成山,千疮百孔,都有待政府来加以解决。
  周恩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
  周恩来提出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方针。1949年12月,他向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讲:国家现在负担很大,不抓生产不行。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周恩来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帝国主义在笑话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打仗还可以,但是建立政权、做经济工作是不行的,何况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们在等待新中国的失败。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当时政府在经济上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国家在12年战争中产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原来统治的地区,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物价上涨了成百万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国物价这年从4月起发生了多次大幅度上涨之后,1O月份又猛烈上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井采取停止贷款和按期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价格上涨时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平抑了物价。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把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消灭了。
  到第二年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使全世界观感一新。物价突然稳定,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这被称为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恢复和修建铁路也取得明显的成就。1950年初,大陆的铁路网基本恢复,从抗战之初起中断了交通十多年的华北和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了,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都)渝(重庆)路通车了。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全线通幸了。
  1950年4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有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的领导人参加。会上,周恩来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他说:国家要促进生产发展,“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一)应该着重农业生产;(二)工业方面“应看力于对国计民生有益并可救急的”轻工业;(三)商业方面“必须掌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业,如粮、布、煤等”。在周恩来的思想上,中国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点是肯定的、明确的。他的想法是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在1950年6月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还说过:“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中苏会谈正式开始。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月14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充分肯定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到1949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3万余人。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讲话,就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指出整编的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整编的同时,周恩来主持和参与领导了海、空军和其他特种兵的建设。1949年11月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组建了海军。同年8月到1951年3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实施。短短几年间,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边防、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我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它们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他指出:朝鲜战争将会是持久的、长期化的战争,要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准备出兵。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兵力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完成集结,开始整训。
  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斗争。8月间,他多次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抗议美国的侵略罪行。周恩来还曾经通过印度向与我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几次提出强烈警告。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此都不理不睬。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很快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再次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帝国主义后悔莫及的践语。
  美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中国的严正态度视为恫吓,加快了向中朝边境进犯的军事行动,企图将战火烧向中国来。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救援朝鲜的主张。10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时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主席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给,他亲自过问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把棉衣面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供应前线。他还亲自到北京的一些机关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形势相当紧张,美军很可能从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截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路。周恩来既要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又要组织国内各方面支援和后勤供应运输,不少时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为了“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到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组织第一、第二、第三批志愿军,轮番作战,使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保持高度的机动性与持久性。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井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6月30日,美国方面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
  这个谈判,中国方面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他派李克衣、乔冠华等去参加谈判工作,一切问题都向他随时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和中立区的范围,周恩来都作了缜密的考虑。他起草了大量电报发往谈判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工作。仅1951年8月23日停战谈判中断到10月25日在板门店复会,这期间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给中方代表团的指示电就达50多件。从10月25日到1958年10月8日,谈判的第二阶段,周恩来起草的和经他修改的指导中方代表团工作的电报就各有80多件。后来,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新中国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起,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取得了胜利,打破了“山姆大叔”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朝鲜和我国的安全。
  在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195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出当年度财政总概算的实施方针,就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紧急需要,又要保证物价继续稳定,使前方的胜利和后方的稳定结合起来。后来,他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为“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毛泽东概括成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后,周恩来指出:关键在“稳”。1950年市场物价稳定,为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产量为2607万担。这一年,国家财政收人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职工平均工资比之1949年增长60一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了;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为进一步建设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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